实际上，第一种领导方式也是一种群众路线，要求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政治工作去取得群众的认同。
例如：限制汽车时速对跑车车主财产（使用）权的损害。必然事实损害是指损害行为必然导致损害后果，比如以增加国库收入为目的征收流转税必然会导致对商品流通的限制。
参见Stephan Herren, Faktische Beeintraechtigungen der politischen Grundrechte, Chur 1991, S. 132f.。法律保留原则要求立法者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同时授权行政机关去执行，并确定在完成任务过程中可以向个人提出何种要求。事实损害与法律保留并非无法兼容，当法律仅授权采取某一措施而未提及后果时，需要探寻法律授权的目的，如果该项措施可能引发的事实损害后果不被授权目的所涵盖，则行政机关不得采取这一措施，否则违背法律保留原则。比如立法授权没收某些从事违宪活动政党的经费，可能会导致该政党债权人的利益受损，这一后果虽非必然，但客观上完全可以预见，依据此观点，立法者应承担责任。德国公法学界曾经并不认可基本权利对这类行政行为的防御功能，这类行政行为的实施甚至都不被视为行使公权力，进而不属于公法学研究的范畴，但当前已普遍认为行政事实行为同样可能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样应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
某人被已经废除死刑国家的政府引渡回尚未废除死刑的祖国后被判死刑。反之，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后果越具备直接性，越不可能是一般生活风险。因此，这种限定基本权利防御范围的做法不妥。
（一）归责限定说 一些德国学者将德国刑法的归责理论引入宪法和行政法，并借此限定基本权利的防御范围。（二）主观要件说 德国学者弗里奥夫（Friauf）认为只有具备目的性的损害才可能被基本权利条款所防御，[13] 如果一系列遥远的后果效力损害或附带效力损害均受到宪法限制，则国家活动将瘫痪。如果这些损害均被基本权利条款所防御，那么基本权利的防御范围将无限扩大，这也是德国一部分公法学者反对将事实损害纳入基本权利防御范围的理由。若企业家无需驾车从事经营活动，则吊销驾照不会损害其经营权。
法律保留原则是宪法和行政法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产生于19世纪的德国。明显不符合宪法基本权利规范防御目的的介入不构成对基本权利的损害。
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相比，行政机关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现象更为普遍，特别是行政法律行为对基本权利的侵害方式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例：授予某企业经营许可会给同行业其他企业的利益带来损失。2. 除了已经实际获得的利益，只有损害了必然会获得的利益才可能导致赔偿，[25] 在此不得贯彻风险提高说的思想，否则可能导致受害人因损害行为而受益。在德国，损害（beeintraechtigung）又被称为限缩（Verkuerzung）、介入（Eingriff）或限制（Einschraenkung），在我国还经常被称作干预。
事实损害与其他形式的损害在法律后果上并无本质差别。[15] 然而，根据主观要件限制基本权利的防御范围并不存在宪法规范上的依据。上文将事实损害分为可预见和不可预见两类仅为一种学理划分，并不意味着对基本权利的防御范围产生影响。而无论何种原因逮捕记者，都可能会导致其同事和报刊读者的利益遭受附带效力损害。
[9] （二）其他分类 除了根据反射效力的差别将事实损害进行分类，还可以根据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将事实损害分为必然事实损害和偶然事实损害。在这类规范中，行政主体的决策空间扩大必然意味着责任增加，行政主体所选择的手段一旦引发了法律规定以外的后果，则违背法律保留原则。
举例来讲：如果逮捕报刊记者的行为与其从事的新闻职业有关，则构成对其新闻出版自由的直接损害。[10] 例如上文提及的后果效力的事实损害通常属于偶然事实损害，损害后果出现与否还取决于其他因素。
公权力行为是否被基本权利条款所防御应取决于损害的效果，而非形式。此外，根据行为的主观要件划分，事实损害又可分为可预见损害和不可预见损害。可能由于某人的过错，也可能出于偶然因素。[1] 在满足法律保留原则的前提下，需要进一步审查法律本身的正当性，特别要审查这一授权性法律是否符合比例原则。通常而言，消除后果请求权优先于赔偿请求权，但二者并不一定相互排斥。行政拘留企业经营者导致该企业员工利益受到损害。
除了苛待性行政法律行为，优待性行政法律行为同样可能导致第三人受害。[2]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理由是，国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仅存在因果关系并不足以认定对基本权利的损害，二者之间必须具备特别的法律关联，否则对基本权利的损害将漫无边际。
但若法律仅授权措施而未提及后果，导致事实损害的行政法律行为是否被法律保留所涵盖？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于手段与后果之间并不具备必然性的偶然事实损害中。依据主流观点，B死亡的后果不得归责至A，而依据风险提高说，既然A的行为增加了B死亡后果产生的可能性，那么B死亡的后果就应该归责至A。
可见，根据主观要件说限定基本权利防御范围的几种观点均不合理。如果损害强度很大，对行政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关联的要求可以适度放松。
照此，给基本权利带来的损害如果不是规范旨在防御的损害，则不会受到宪法的限制。这尤其适用于给付行政。举例来讲：在机非混合路上，A在驾驶轿车超越骑自行车的B时将其当场撞死，事后查明，A在超车时没有与B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但B当时处于酩酊大醉的状态，即使A与其保持较大车距，B仍然可能被撞身亡。较之于来自德国刑法学的归责限定说和主观要件说，规范目的说更多尊重了制宪目的，明显更具备合理性。
与此相反，将风险提高说适用于宪法和行政法领域则可更多保护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原告，恰好符合宪法和行政法的目标。第三，除了行为与后果关联的紧密程度、威胁或损害的强度这两类实际层面的审查标准，规范目的说的核心内涵是从法律规范的角度评判行政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关联性。
吊销某企业家的驾照对其经营权的损害。例如：高校违法拒绝给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导致其无法及时就业，我国法院并未认可该毕业生的赔偿请求权，理由是由此引发的利益损失属于不具备必然性的不确定利益。
[17] 如果授权性法律在授权措施的同时提及了后果，则意味着该措施是因其所要产生的后果而被授权，法律对行政行为的授权原则上涵盖了提及的后果。对基本权利的损害可能具备宪法正当性，也可能不具备宪法正当性，不具备宪法正当性的损害构成对基本权利的侵害（Verletzung），进而违反宪法。
但在今天，我国宪法学界已普遍认同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需要遵循法律保留原则。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根据结构上的差异将损害基本权利的情形分为传统损害和事实损害，但这一划分标准在德国《基本法》上并不存在规范基础。拉姆绍尔认为，这一标准与第一条标准具有关联性。德国宪法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基本权利仅防御具有规制特征，即具备目的性、直接性和强制性的损害。
交通规则的变更可能会损害出租司机的职业自由。拉姆绍尔认为此处与限定基本权利的防御范围类似，应探寻授权性法律规范的目的。
对于赔偿请求权，笔者认为，既然诸多事实损害在效果上与传统损害方式并无差异，那么在赔偿问题上也应当将二者相同对待。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3期。
关键词: 事实损害;行政法律行为;基本权利;法律保留 一、事实损害的概念 公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损害属于典型的宪法问题。仍然以行政拘留为例：行政拘留虽然导致基本权利主体无法使用自己的财产，但并不构成对私有财产使用权的损害，因为限制人身自由导致个人财产的损失明显不属于私有财产权条款旨在保护的法益。
